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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都会被骂的“金鹰奖”们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文|毒眸

11月6日的金鹰奖颁奖晚会,殷桃接过“最佳女主角”的奖杯,理了理裙子,开始发表感言。“谢谢大家,间隔16年,我重新站在这个……”

第一句话就哽咽地说不下去。

4年前的金鹰奖,殷桃曾经凭《鸡毛飞上天》提名,各方都认为她拿下“视后”十拿九稳。毕竟,《鸡毛飞上天》不仅在豆瓣有超8分的高分,播出期间收视率也表现良好。

但最后,那一年的“最佳女主角”被豆瓣3.2分的《漂亮的李慧珍》主演迪丽热巴拿下。

金鹰奖至此被打上“发大水”的标签——它离流量太近,从2010年起,就总有网络人气颇高的年轻小花小生获得提名。甚至直到今年殷桃、雷佳音凭《人世间》获奖后,不少媒体才表示金鹰奖“脱水成功”,还有网友称:“他们不需要金鹰奖来证明演技,但金鹰奖需要他们来证明含金量。”

作为与飞天奖、白玉兰奖并称为“中国电视剧三大奖”的金鹰奖,一直以来就是争议最大的奖项。它是唯一一个在评奖中加入观众投票的大奖。2000年以后,金鹰奖设立了“金鹰节最具人气男女演员奖”,获奖者一般由观众或网友投票,并从“观众喜爱的男女主角奖”提名名单中选出。而这一奖项,通常就是“腥风血雨”的战场。

既然是投票,就一定会有参与投票但没能如愿以偿的人质疑结果,也难免会带来“人气重于口碑”的现象,而流量时代的网络投票方式,正剧演员的粉丝们又很难与惯常做“数据女工”的粉丝较量。

一种声音认为,金鹰奖今年能顺利“脱水”,直接原因就是取消了“最具人气男女演员奖”。但在金鹰节主办方湖南卫视的贴吧里,也有网友提出了疑问:作为一个“大众”向的奖项,取消了人气奖后和其他大奖的区别性是否会减弱?是否还能更好地鼓励新人?

看起来,无论怎么评选,奖项结果都难免会有争议。即使是不主打观众投票,而是以评委会评分为主的飞天奖和白玉兰奖也是如此。奖项的存在目的,归根结底是鼓励良性生产,让好作品在这个时代真的砸出回音,而不是“劣币驱逐良币”。

只是,不同阶段的“好作品”标准,似乎都在变化。如何在大众口味与权威标准之间找准“好作品”的定位,是时代向“金鹰奖们”提出的命题。

这个答卷,从来都不好作答。

从刺激生产到引导生产

国剧三大奖,诞生在一个政府想刺激剧集生产的大背景下。

1979年以前,中国电视剧产能羸弱,电视台的播出内容高度依赖电影和戏剧部门的供给。这一年,国务院下发《文化部、财政部(关于改革电影发行放映管理体制的请示报告)的通知》,对电影发行放映企业管理体制进行深入改革,使得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不再向电视台供应新片。与此同时,不少剧团也提高了电视台录制其新戏的收费标准。

双向压力之下,为了达到电视台日常播出体量的需求,电视剧内容的优先级被提到了最高。据《中国电视剧史:1958-2008》,彼时电视台的主管单位中央广播事业局主要采用三种手段来促进电视剧的生产:开会、联播、评奖。

三大电视剧领域的全国性奖项,就在这样的环境下诞生了。

1981年,广播事业局主办了“全国优秀电视剧奖”,并于1983年更名为“飞天奖”,是中国电视剧领域唯一一个“政府奖”。担任评委的,都是相关政府官员以及电视剧领域的学者,每一届“飞天奖”评选之后,央视也会安排“飞天奖获奖作品展播”活动。

这一年,浙江电视台旗下杂志《大众电视》也举办了“大众电视金鹰奖”,这也是中国大陆地区第一个以观众投票为主评选的电视艺术大奖。观众可以通过填写报刊上附带的选票,并将其邮寄回编辑部的方式进行投票。

两个奖项的评选方向,可以说是大相径庭。飞天奖更“学院派”,重视作品的导向性,而金鹰奖从诞生之日起,就更有“从群众中来”的基因。

一个例子是,由陈宝国主演、讲述几位性格各异的年轻人在动荡时期过后参与“四化”建设、开始新生活的3集连续剧《赤橙黄绿青蓝紫》,在年轻人群体中反响很大。在当年的评选中,该剧获得“大众电视金鹰奖”优秀电视连续剧奖,主演陈宝国获得优秀男演员奖,却在飞天奖颗粒无收。

1986年诞生的白玉兰奖,则是刺激生产的另一种方式。

白玉兰奖全称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是由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国际性电视奖项,创办于1986年。成功举办第一届后,上海电视节也将别名定为“中国国际电视节”,将海外作品及演员纳入评审范围内。

创办之初,白玉兰奖就成了国际电视节最后的环节,前面几天则是国内外影视节目的交易市场。到了2002年,也就是中国加入WTO的第二年,电视节上的影视节目交易市场已经成了荧屏风向标之一,市场成交额合计超过人民币5亿元,各类影片、电视剧、纪录片、专题片、电视栏目的交易量共计393部。

因其特殊的国际性定位,白玉兰奖通常也是国内外的项目一同角逐。在白玉兰奖的前十二届里(2006年以前),海外的视帝视后占绝大多数,只有少数几届有国内演员获此殊荣。这种与海外作品的竞争,也是为国内剧集市场提供了一种国际视角。

奖项的刺激生产作用,也随着电视机的大范围普及,逐渐转为引导生产作用。

1981年,电视剧产量已经超有过了电影100部左右,而到了1998年,中国电视剧年产量已达9780集,超过了电视娱乐业最为发达的美国。到这一阶段,奖项更像是筛选的漏斗,将每年的“好作品”筛选出来,鼓励市场朝着“良币驱逐劣币”的循环进行。

但当电视剧市场规模壮大,电视剧的受众覆盖的人数越来越多,“好作品”的定义更加众口难调,奖项要面临的博弈也越来越复杂。

大众与权威的钢索

几乎每隔10年,“飞天奖与金鹰奖口味正在趋同”的讨论就会发生一次。

1999年,南方都市报就曾撰文犀利地评价:近年来不仅“飞天奖”的评委掺进了许多官员和所谓“群众代表”,“金鹰奖”也在观众投票前由“评委会”设定候选名单、观众投票后又来个“专家评定”,“两个奖都变得不伦不类”。

到了2012年,京华时报再次撰文,点出两个奖项的口味正在趋同。“主旋律的弘扬成为了重中之重……金鹰奖三个创作上的重头奖,最佳编剧归了《辛亥革命》的王朝柱,最佳导演归了《中国地》的阎建钢,最佳电视剧归了《中国1921》。”而前一年的飞天奖,最佳编剧中有《沂蒙》的赵冬菱,导演奖中有《中国远征军》的董亚春。

这么看来,今年做了“脱水处理”的金鹰奖,同样是将重点放在了主旋律作品的弘扬上。飞天奖上《山海情》是最大赢家,金鹰奖则是《人世间》和《觉醒年代》。

口味的趋同,来自于标准的趋同。

在剧集产量爆发后,无论是“大众口味”还是“官方引导”,这两个标准始终都在微妙的摇摆和流动,两个奖项也为了不偏科,试图做了一些增加自己评选权威性的改变,各自向对方靠拢一点。自2006年以后,要走大众和权威这个钢索的,不只有飞天奖和金鹰奖,还有将重要奖项的评选对象转回国内的白玉兰奖。

这一阶段,飞天奖的评委选择方向没有大改变,但金鹰奖正式由观众投票变成由评委专家、中国视协会员和观众三方面投票结果整合统计后产生,2006年有200多名专家评审和4500多名专业影视协会会员参与其中。白玉兰奖的评委会则通常为市场上颇具口碑和市场号召力的导演、演员、编剧,如2007年的评委会主席就是张纪中。

从评委阵容就不难看出,除了飞天奖还是一以贯之的政府视角,金鹰奖和白玉兰奖都努力的在市场、专业、权威之间找平衡。这对于金鹰奖的大众唯一性是一种挑战,但也属实是无奈之举,只要涉及回收和统计选票,就会有“造假”的质疑声。

早在90年代,金鹰奖还靠报刊回收选票时,就被曝出有人在截票前买空了一个地区的所有报刊,并集中投票的行为。2003年改为线上投票后,也有媒体报道了有组织者雇佣临时工到网吧组团投票的“黑票”行为。虽然金鹰奖组委会规定每张身份证只能投一张有效票,但这些组织者手里却拥有大量真实的身份证号码。

这样的“黑票”事件,几乎每年都会发生。除了有组织的“黑票”行为之外,投票也始终存在着规模过小,圈层受限,难以反映作品具体国民度的情况。

不仅是观众层面,业内本身对此也有异议。2003年,时任中国视协副主席的唐国强就曾批评金鹰奖评选标准含金量不高。“我觉得金鹰奖评选标准有待改进。我将给中国视协建议,希望明年的金鹰节能分观众年龄段给电视剧评奖。”

移动互联网崛起之后,渠道的丰富和技术的革新,并没有让投票和统计选票这件事变得更加“公平”。几乎每年的“金鹰节最具人气男女演员奖”,都会在投票结果上引发不小的争议。

这种争议,不止是投票本身,还有投票过程,以及投票者对最终结果的不认可。2014年参演了《古剑奇谭》,在年轻人中有更高认知度的乔振宇,票数直到颁奖礼当晚都遥遥领先,却在最后时刻被张嘉译反超,就让“黑幕”之说甚嚣尘上。

 “搞副业”的金鹰奖最红,也最黑

虽然金鹰奖年年都有争议,但仍是三大奖中最具有大众认知度的。百度指数最早可追溯至2011年1月1日,从这一天到毒眸发稿前,金鹰节对比飞天奖、白玉兰奖,搜索量都是最高的。

金鹰奖通常在这个金鹰节上颁布。

2000年,湖南电广传媒以1000万元买断了金鹰奖的永久承办权,依托该奖项举办“中国电视金鹰节”,把原来设置的两大门类20个奖项扩展到五大门类99个奖项。首届金鹰节,包括“大型开幕式晚会”、“颁奖典礼”、“狂欢夜”、“巨星演唱会”、“颁奖晚会暨闭幕式”等五大主体活动,湖南卫视全程直播了52个小时,同时全国共有14个省、市电视台参与直播活动。

这其中,每一个环节都不乏有明星的助阵。明星带动了门票的销售,也吸引来了不少招商。参加开幕式的有安在旭、叶倩文、林子祥、刘欢等,巨星演唱会上有刘德华、林忆莲、那英。

事后湖南卫视内部算了一笔账:金鹰节冠名权拍出了1000万元,7万余张门票卖得2000余万元,加上6家电视台金鹰节期间的广告收入等,总计收入约6000余万元。

有了湖南卫视这一强势平台的影响力,再加上明星效应的带动,金鹰奖的知名度逐渐提高,商业化程度也越来越高。到了2006年的第六届金鹰节,已经实现了4000万元的晚会冠名收入和6亿元的区域经济拉动。

能在2006年带动如此量级的收入,一部分要归功于参加了演唱会的“超女”们。从这以后,金鹰节演唱会就与偶像经济紧密联系了起来。超女、快男、韩国偶像们都是金鹰节的常客,一直到2020年,刚成团不久的硬糖少女303也登上过金鹰奖的舞台。

从2006年开始,金鹰奖改成两年一届。2005年,《全国性文艺新闻出版评奖管理办法》出台,规定文艺、出版类评奖比例要有所压缩,减少国家级奖项,其中所有的政府奖评选最多只能两年举办一次,因此“飞天奖”与“金鹰奖”都将由每年举办改为两年办一届,一年轮流举办一次颁奖。

金鹰节各种鼓励大众参与其中的运营方式,也加大了它在大众中的讨论度。在被湖南卫视买下后,金鹰节增设了“金鹰节最具人气男女演员奖”,从“观众喜爱的男女演员奖”中选出,颁发的是与金鹰奖获奖者所拿的金杯不同的水晶杯,这项奖项完全依赖观众投票产生。

此外,金鹰节还在2006年设立了“金鹰女神”,从2012年开始“女神”的选择权也交给了观众。对粉丝来说,腥风血雨的战场就这样开始了。2012年,刘诗诗力压杨幂拿下金鹰女神,2018年,杨紫和迪丽热巴的投票战况焦灼,持续至颁奖礼前夕。2020年则是宋茜和谭松韵的角逐。

而作为金鹰节的主办方,湖南卫视的自制剧在金鹰奖中也颇具存在感。2008年,秦岚就凭湖南卫视自制剧《又见一帘幽梦》提名了观众喜爱的女演员奖。至此往后,“芒果系”自制剧的存在感过于强烈,再加上金鹰女神的胶着战况,金鹰奖被流量裹挟的程度越来越重,并在2018年迪丽热巴凭《漂亮的李慧珍》同时成为金鹰女神,再拿水晶杯和金杯到达了“顶峰”,这也让金鹰奖的口碑直接滑至谷底。

与“黑红”的金鹰奖相比,飞天奖和白玉兰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虽然争议没有那么大,却也显得有些“曲高和寡”。从业者们认可他们的含金量,却也为其影响力不足而惋惜。

《媳妇的美好时代》《黎明之前》导演刘江曾在2015年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作为政府奖的“飞天奖”,更加注重作品的“三性统一”,即思想性、 艺术性和观赏性的统一,更加注重作品的整体品质,也更加注重作品在意识形态上的引领作用和导向作用。“飞天奖在我心目中是分量最重的一个奖。”

但被问到飞天奖还有什么改进空间时,刘江也坦言:“飞天奖作为政府奖,在提升影响力、扩 大知名度、凸显其品牌价值等方面还有改进和提升的巨大空间”。他认为,“飞天奖” 应该多与互联网平台进行合作,利用互联网将“飞天奖”的独 特性以及评选、颁奖、研讨等相关信息及时传递出去,“甚至可以利用网络制造一些热点话题、讨论。”

被骂才是大奖的宿命

无论是反映公众的喜好,还是体现政府的引导,大家对于奖项的最高期待,都是希望它能引领时代,往前走一步,为接下来的剧集生产提供良好的参照。但遗憾的是,通常情况下,奖项始终会慢时代一步。

两年一届的飞天和金鹰,时间上就已经足够滞后,奖励和认可姗姗来迟。飞天奖更是在2017年延迟了一年,到2018年才为前三年的剧集做总结,白玉兰奖也在2022年宣布延期一年。

举办了三十几年的大奖犹如一艘巨船,面对新事物时转向也会相对缓慢。视频平台自2014年就已经拉开了自制网剧的帷幕,一直到六年后的2020年,三大奖项才终于接受了网剧的入围。而从评奖结果来看,仍然是上星的正剧更有获奖的优势。

如何在投票层面更为客观地反映“大众度”,让更广泛的大众参与到投票中来,也是主打大众化的金鹰奖一个始终没有解决的难题。近几届金鹰奖的投票,都会以微博作为主要投票渠道,但微博自商业化改革后,又被认为是“饭圈化”的重要阵地。从这个角度来看,唐国强在2003年的批评,如今仍然没有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法。

今年金鹰奖能实现“脱水”,一方面是借着与飞天奖较为一致,同时也是近两年高口碑剧集的趋势——主旋律,另一方面则是去除了人气投票、金鹰女神这两个过往最具争议的环节。但如开头所说,弱化了大众投票后,金鹰奖的独特性,似乎也同步弱化了。

颇为遗憾的是,这种问题,似乎也不是国剧行业特有的问题,而是全球媒介变革下的“世界性难题”。过去,颁奖要面临的消费群体、价值取向,是相对单一的,同时作品的产量也有限,但如今生产力过剩,同时媒介又朝着碎片化、圈层化的方向一去不复返。在这样的时代,大奖无论怎么选,都有一箩筐争议要面对。

美国电视界的最高奖项艾美奖,也是如此。

“保守”,是这十年来每年盘点艾美奖情况时常用的判词。老剧扎堆,新剧陪跑,是艾美奖现场的固定戏码。《广告狂人》《权力的游戏》《摩登家庭》等系列剧集都是艾美奖的常客,其中《摩登家庭》更是一度在喜剧类型中连庄五年,但一些新兴的高口碑剧却总是颗粒无收,比如2016年的高口碑美剧《亿万》。

这两年,奖项向此前不受关注的少数群体倾斜,又则成了艾美奖的导向之一。今年,Netflix播出的韩剧《鱿鱼游戏》拿下六座奖杯,创下亚洲剧集的历史,但与此同时,播出六季的高口碑剧集《风骚律师》却颗粒无收,已经在六年中46次提名艾美奖,0次得奖,一时间舆论哗然。

归根结底,无论是“脱水”还是“注水”,大奖始终是一段时间里一种时代意志集中体现——想在反映时代的同时保全自身的价值,从来都不是简单的是非题。回看金鹰奖“发大水”的2018年,那是流量裹挟市场的巅峰,同时也是剧集市场深度调整的开始。于是四年后,才终于有了一个能服众的金鹰奖。

未来奖项要走向何方,取决于市场将如何流动,而“金鹰奖”们与时代意志的交互,仍然是他们每分每秒都要面对的话题。

参考资料:

1、《中国电视史 : 1958-2008》,常江,北京大学出版社2、给中国电视“金鹰奖”开处方,周峰,南方都市报3、金鹰奖推动类型奖加深观众缘,胡克非,京华时报4、唐国强“恨铁不成钢” 批评金鹰奖含金量低,彭志强,成都商报5、结缘"飞天"的思考,《中国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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